古代編年體歷史著作。儒家經典之一。原為中國古代各國史書的通稱，如史籍所載《夏殷春秋》、《百國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等。而《孟子·離婁》說：“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禮記·坊記》也言及《魯春秋》，似乎《春秋》又是魯國史籍的專名。今傳本《春秋》相傳是孔子刪削《魯春秋》而成。孟子說過：“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漢代董仲舒、司馬遷、桓寬等也認為孔子作《春秋》。唐代劉知幾在《史通·惑經篇》中舉出12條理由來，對孔子作《春秋》說表示懷疑。宋代刻本《春秋傳序》

　　《春秋》為中國較早的編年史。以魯國十二公為次序，起于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迄于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文雖簡約如大事記，而242年間諸侯攻伐、盟會、篡弒及祭祀、災異、禮俗等，都有記載。它所記魯國十二公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確，所載日食與西方學者所著《蝕經》比校，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證《春秋》并非古人憑空虛撰，可以定為信史。然而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它在文字上難免有訛脫增竄之類的問題。

　　《左傳·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說：“《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懲惡而勸善。”晉代杜預由此而發揮，認為褒貶勸懲，自有義例。這就是所謂“《春秋》筆法”。但從全書來看，這種發揮牽強、□牾之處甚多。所以宋代鄭樵說“以《春秋》為褒貶者，亂《春秋》者也。”但歷代對這種屬辭比事、一字褒貶筆法的宣傳和闡發，使得史學家、文學家在寫作時重視用詞造句。強調褒貶諷諭，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春秋》語言上極為精練。前人多舉下例：“（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退飛，過宋都”為例。這里記隕石，“聞其□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公羊傳》），又記□飛，先見數目有六，再看知是□，后來又看是退飛之狀。除去附會義例之說,亦可見其記事簡潔明了,遣詞井然有序。就因文字過于簡質，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現在能見到的，有《春秋左氏傳》，它以敘事為主，與《春秋》相互發明；《公羊傳》、《谷梁傳》以解經為主，側重闡發微言大義。合稱“春秋三傳”。

　　現存舊注本以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為最早，北京圖書館藏有宋刻本30卷。新注本有中華書局出版的楊伯峻《春秋左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