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文學理論論文。陸機作。陸機根據自己的創作實踐，并總結前人的經驗，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次較系統地論述了文學作品的創作過程。對于文學創作構思過程中的想象問題和感興問題的論述尤為精辟。

　　陸機是西晉的著名作家，深知創作的甘苦。在序言中，他自稱“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他寫作《文賦》的目的，就在“論作文之利害所由”。唐代陸柬之書陸機《文賦》

　　作者認為創作的來源是由于外界事物的激發或受前人作品的啟示。即所謂“□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作者強調的是對自然景物的感受和書本知識的影響，而忽視了人們的社會生活。這一缺陷和陸機本人注重辭藻、多擬古之作的創作傾向有關。但他強調外界事物對作家的影響，還是有一定的唯物主義因素。從這種思想出發,他認識到創作應該“意”“稱物”,“文”“逮意”。所以他對創作的想象問題作了精辟的論述：“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經過這樣專心致志的想象和構思,然后能做到“情□□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即內在的朦朧的文情逐漸清晰，外在的鮮明的物象紛至沓來。作者對所描寫的事物必須有深切的感受：“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嘆。”這樣，也才能從“群言”、“六藝”中擷取精英，造意修辭，進行獨特的創造。

　　作者認為經過構思的階段，便要考慮結構、布局、剪裁、修辭等表現手段。這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第一,是“選義按部，考辭就班”。一方面要注意銓衡去留，作到辭意雙美；另一方面要“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同時還要防止意興偏枯,唱而靡應；妍蚩相匹,應而不和；情寡詞浮,和而不悲；絕曲高聲,悲而不雅；古調質詞，雅而不艷等毛病。第二，是正確處理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作者雖強調辭藻，仍認為內容是主要的。他說：“理扶質以立□，文垂條而結繁”，他認為輕視內容而僅追求形式，則成了“徒尋虛而逐微”，結果必然是“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第三，是要在眾多的形象中去進行選擇和概括；有時要先樹要領，有時要后點主題；有時從晦到明，逐步闡述，有時又求易得難，須要層層深入；有時文章枝□雖具而根本未安，有時文章的根本已立而枝節未妥；有時感到招來即得，有時又感到煞費經營。總之，必須“罄澄心以凝思，眇眾慮而為言”,以期達到“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于筆端”。

　　《文賦》對創作的“感興”也就是“靈感”問題作了比較詳盡的描述。作者說：“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齒；紛葳蕤以□□，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他形容創作靈感的出現與消失均極形象，是他的深切體會。這個問題，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也是陸機首先提出的。劉勰的《文心雕龍·神思篇》則本之陸機。沈約、陸厥、蕭子顯等人，雖然也有類似言論，卻遠不如陸機談得具體。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對這個問題無法作出正確的解釋，因而認為它是不可知而且無能為力的。他只能根據實際經驗形象地描寫了這一現象。

　　《文賦》中對各種文體及其與風格的關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人們由于性情的不同，對文風的好尚也各異,“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這實際上是更明確地發揮了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的“文非一體,鮮能備善”;“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說法。他把文體分成10類：“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這種分類比曹丕所分的“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科要細致得多，并且已經奠定了后來《文心雕龍》、《文選》等書關于文體分類的基礎。更重要的是曹丕所分“四科”,并未對文體本身的特點作什么說明,如關于“詩賦”，只說到“欲麗”的要求。陸機則具體地說到了詩的作用在于緣情，而賦則在體物。后來許多人往往以緣情、體物作為詩、賦的一種專稱。更重要的是他用緣情、體物二詞概括詩和賦的特點，正體現了魏晉人的文學觀。在此之前的戰國秦漢人大抵贊成詩言志 (《尚書·堯典》)之說,重在表現思想而不是表達感情；兩漢論賦，又多強調諷喻之意。陸機的主張卻強調了詩要表現作者的感情；而對賦也強調體物圖貌等藝術特點。他這種主張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文學作品的思想意義，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強調作品的藝術特點，使之擺脫儒家傳統思想的束縛，有一定的進步作用。

　　《文賦》對聲律的探討也體現了魏晉人的觀點。據《顏氏家訓·音辭篇》記載，從漢末孫炎創反切以后，“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北魏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字表》講到晉代呂靜仿魏李登《聲類》，作《韻集》 5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魏書·江式傳》）。陸機正式吸取了這些成果，提出了文章的音律問題：“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在創作中，確實也比較注意音律。他現存的詩作中，有一些已比較接近后來的近體詩。雖然當時尚無四聲之說，但從西晉開始，已有宮商之說(張敏《頭責子羽文》)。在陸機以后，顏延之、范曄、謝莊等也講過作詩的宮商問題。這種理論為沈約創造“四聲八病”說及律詩的形成準備了條件。

　　《文賦》的出現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首先通過作者自身經驗，綜述了創作過程。后來劉勰的《文心雕龍》正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所以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篇》中說:“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但陸機探討文學創作，多半是憑自己和前人的經驗，往往只能言及現象而不能作進一步的解釋。所以今人錢鐘書說:“《文賦》非賦文也,乃賦作文也。機于文之‘妍蚩好惡’以及源流正變，言甚疏略,不足方劉勰、鐘嶸；至于‘作’之‘用心’、‘屬文’之‘情’，其慘淡經營、心手乘合之況，言之親切微至,不愧先覺,后來亦無以遠過”(《管錐編》)。歷來的批評家如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曾說到“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總術篇》）。又說：“陸賦巧而碎亂”(《序志篇》)。這些批評還是恰當的。后來的論者批評陸機，往往就他“詩緣情而綺靡”等語著眼，認為“綺靡重六朝之弊”（明代謝榛《四溟詩話》）；“自陸平原‘緣情’一語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繪畫橫陳，不誠已甚與”（紀昀《云林詩鈔序》）。謝榛、紀昀二人的批評就未免過當。至于稱道他的，則多著眼于他對創作構思的論述。如清代鄧繹《日月篇》中認為從劉勰到蘇軾等人關于感興的見解，“亦多胎息于陸”。

　　陸機的理論和他的創作實踐存在著一些矛盾。如他主張“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然而他的創作卻常被人指責為過于繁縟。這一點,其弟陸云和同時人張華都向他提到過。后來東晉孫綽說“陸文深而蕪”（《世說新語·文學》篇）；《文心雕龍·議對》篇說他一些文章“腴辭弗翦，頗累文骨”。《文賦》又強調“雖杼軸于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茍傷廉而愆義，亦雖受而必捐”。但他的擬古詩12篇及某些樂府詩多數是因襲前人之作的原意，僅僅更換一些辭句或添加藻飾。這可能就是他自己說的“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當然,那些擬古之作可能是他早年所寫,而《文賦》則是晚年所作。關于《文賦》的寫作年代，舊說依據杜甫《醉歌行》“陸機二十作《文賦》”一語認為系少年時作，但據今人周振甫考證，當作于他40歲以后。那么《文賦》中關于創作的理論,或許是他后來的認識。所以在《文賦》中,他曾慨嘆：“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

　　《文賦》全文載于《文選》。今人郭紹虞主編的《歷代文論選》有較詳的注釋。張少康有《文賦集釋》，收集頗富，注釋亦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