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詩系事的唐代詩人及作品評論匯集。南宋計有功編撰。計有功,生卒年不詳。字敏夫，自號灌園居士,邛州安仁(今四川邛崍東北)人。宣和三年(1121)進士。紹興五年(1135)以右承議郎知簡州，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紹興七年赴臨安奏對，向高宗獻所著《晉鑒》，升任直秘閣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紹興二十八年知眉州，后移知嘉州。他是南宋抗金名將張浚的從舅，曾參與張浚幕府，參贊抗金軍事活動。

　　此書81卷，收唐代詩人1150家，內容極為繁富。唐代很多作家作品到宋代已日漸湮滅失傳。計氏編撰此書的目的，主要為保存唐代詩歌文獻。據自序說：他閑居尋訪，凡唐代“三百年間文集、雜說、傳記、遺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聯一句，傳誦口耳，悉搜采繕錄。間捧宦牒，周游四方，名山勝地，殘篇遺墨，未嘗棄去”。其編纂方法：凡是唐代詩人，有名必錄；對每一詩人的作品，或錄名篇，或存全璧，或記本事，兼采品評；凡其人可考的，則撮述其世系爵里和生平經歷，使“讀其詩，知其人”。其編纂原則：主要是搜集詩歌，采輯資料，述而不作。

　　在《唐詩紀事》以前，記錄詩人遺聞軼事、以詩系事的著作,如孟□《本事詩》和范攄《云溪友議》等,雖已出現,但有系統、有目的地把唐代詩人的生平、作品及評論等資料匯集成書，則自計氏始。后來《宋詩紀事》和《明詩紀事》等，都是受此書的影響而編纂的。

　　此書的主要價值和作用有兩個方面：第一，由于計氏的廣泛采輯，很多不傳于世的唐代作家和作品都賴以保存下來，為后世編纂匯輯唐代詩歌提供了條件，對校勘唐詩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明代胡震亨指出：“計氏此書，雖詩與事跡、評論并載,似乎詩話之流,然所重在錄詩,故當是編輯家一巨撰。收采之博，考據之詳,有功于唐詩不細。”(《唐音癸簽》)第二，計氏比較全面而集中地從數百種前人著作中搜集了大量有關唐代詩人的資料，對研究唐代詩人的生平及其作品都有很大參考價值，特別是其中還保存著許多現已遺佚的文獻。《四庫全書總目》指出張為的《詩人主客圖》一書，“獨藉此編以見梗概，猶可考其孰為主，孰為客,孰為及門,孰為升堂，孰為入室，則其輯錄之功，亦不可沒也”。

　　但是，此書也存在不少問題。計氏選錄的作品，較多是為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應制詩和試帖詩，對達官貴族的投獻應酬詩以及流連光景之作，而對批判時政、揭露社會矛盾的作品，卻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對輯錄的紀事資料，漫無抉擇,兼收并蓄,其中有不少神鬼怪異、夢兆讖應和宣揚宿命論的紀載，甚至還把毛仙翁特別列為一卷。因疏于考訂,小有誤收作家等情況,胡震亨在《唐音癸簽》中指出：“如李元操之為隋李孝貞字，漫附開元中;僧隱丘《琪樹》詩之為《丹陽集》中蔡隱丘詩,誤去‘蔡’字作‘僧’；晉釋帛道猷詩誤作曇翼，列僧中，皆當是正。”此外，還將隋弘執恭誤作唐人；王績和王□原是一人，誤作二人；盧渥條中的紀事原出《云溪友議》，誤注出《本事詩》等。

　　《唐詩紀事》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王禧刻本，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洪□和張子立又據王禧本分別翻刻。洪□本即清平山堂本，《四部叢刊》據以影印。張子立本今不多見，鄭振鐸曾藏有第15卷至75卷，見《西諦書目》。毛晉在崇禎五年(1632)所刻的汲古閣本，卷首有張子立序，似即據張本翻刻。據王禧自序云，他在客中邂逅計有功之子，“因得是書，立命數十吏傳錄，其間不能無魯魚亥豕之誤”。因而據王禧本翻刻的洪□本，脫誤舛錯的情況很嚴重。汲古閣本在翻刻時曾經毛晉校訂,但仍有訛脫,尤其是紀事部分。1965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用《四部叢刊》本為底本，據汲古閣本、《全唐詩》和有關唐人詩文集筆記、小說等校勘，標點排印，是較為完善和通行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