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詩人、詩論家。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改放外任，在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地任知縣，有政聲。乾隆十三年辭官，定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市），筑室小倉山隋氏廢園，改名隨園，世稱隨園先生。從此不再出仕。從事詩文著述，廣交四方文士。晚年自號倉山居士。

　　袁枚是清代乾隆、嘉慶時期的代表詩人之一，與趙翼、蔣士銓并稱乾隆三大家。他活躍詩壇60余年，存詩4000余首，基本上體現了他所主張的性靈說，有獨特風格和一定成就。他有少量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的詩歌，如《苦災行》、《征糧嘆》等。但袁詩思想內容的主要特點是抒寫性靈，表現個人生活遭際中真實的感受、情趣和識見,往往不受束縛,時有唐突傳統，在藝術上不擬古，不拘一格,以熟練的技巧和流暢的語言,表現所感受到的思想體會和所捕捉到的藝術形象，追求真率自然、清新靈巧的藝術風格。其中較突出的佳作，主要有兩類：即景抒情的旅游詩和嘆古諷今的詠史詩。前類如七古《同金十一沛恩游棲霞寺望桂林諸山》，寫旅游廣西桂林七星巖的觀感。其形容洞中鐘乳狀態：“怪石成形千百種，見人欲動爭□□”，如萬古仙鼠、盤古不死、女媧施變、蚩尤噴霧……，想象“山川人物熔在一爐內”、“忽然罡風一吹化為石”，都成了“唐突真宰”、“耿耿群飛欲刺天”的勃勃形象，鮮明而夸張，有浪漫氣息。又如七絕《沙溝》寫山東境內、黃河北岸的旅途風光和感受：“沙溝日影漸朦朧，隱隱黃河出樹中，剛卷車簾還放下，太陽力薄不勝風。”黃昏時在車中所見黃河景色引起詩人觀賞的興致，而北方晚風的寒涼卻使他不愿下車，通過這閃念變化的直白，抒發了日薄西山的感慨，寄托著一種朦朧的時代感傷，情在其中，意在言外。后類如七律《秦中雜感八首》之一“百戰風云一望收”，寫遠望秦中山川的秋色：“旌旗影沒南山在，歌舞臺空渭水流，天近易回三輔雁，地高先得九州秋。”歷史感慨和眼前景色相交織，融會而比襯，律整而意長，而詩末以幸遇唐太宗的志士諫臣馬周自比，顯示了遠大抱負的寄托和失志不遇的憂傷。又如七絕《馬嵬》四首之一“莫唱當年《長恨歌》”,指出“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表面上是將白居易《長恨歌》與杜甫《石壕吏》相比，但深一層的詩意獨到，譏刺顯然。他如《到石梁觀瀑布》、《張麗華》、《落花》、《謁岳王墓作十五絕句》等，也都能直抒胸臆，各有新意。由于他有些作品流于淺滑，格調不高，因而貶之者譏其“誤以鄙俚淺滑為自然，尖酸佻巧為聰明，諧謔游戲為風趣，粗惡頹放為雄豪……，倡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朱庭珍《筱園詩話》）。但總的看來，袁詩是“學楊誠齋（萬里）而參以白傅（居易）”,“學前人而出以靈活,有纖佻之病”，可謂詩中之“詞曲”（尚□《三家詩話》），有弊病，也有創新。此外,袁枚亦工文章,散文如《祭妹文》、《峽江寺飛泉亭記》等，駢文如《與蔣苕生書》、《重修于忠肅廟碑》等，都頗可讀，傳為名篇。

　　袁枚又是乾、嘉時期主要詩論家之一。繼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而持性靈說。他有許多論詩的書信文章，而以《隨園詩話》及《補遺》、《續詩品》為詩論主要著作。《隨園詩話》除闡述性靈說的理論外，對歷代詩人作品、流派演變及清代詩壇多所評述。《續詩品》則是仿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之作,立36目,用四言韻文簡括詩歌創作過程、方法、修養、技巧等具體經驗體會，即所謂創作“苦心”。與公安派相比較，袁枚的性靈說更有針對性，更有反道學、反傳統的特點。針對當時沈德潛的格調說和翁方綱的肌理說，袁枚指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隨園詩話》卷五）認為“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詩”（《答□園論詩書》）,而并非說教的手段。因此，他反對沈德潛將“溫柔敦厚”的“詩教”絕對化,認為“《禮記》一書，漢人所述,未必皆圣人之言。即如溫柔敦厚四字,亦不過詩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他指出《詩經》中的一些篇章并不“敦厚”,有的簡直“裂眥攘臂而呼”,所以他認為“孔子論詩可信者，‘興觀群怨’也；不可信者，‘溫柔敦厚’也”(《再答李少鶴》)。因而他也認為抒發男女之情的艷體詩可以寫作,并強調“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園論詩書》），指出“《關雎》即艷詩也”，“陰陽夫婦，艷詩之祖也”(《再與沈大宗伯書》)。至于肌理說,他嘲之為“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隨園詩話補遺》卷三），以為毫無價值。袁枚性靈說也較深入具體。他把“性靈”和“學識”結合起來，以性情、天分和學力為創作基本，以真、新、活為創作追求。他說：“惟我詩人，眾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續詩品·神悟》）以性情為詩人創作之本。又認為“才者，情之發；才盛，則情深”,“茍非□雅之才,難語希聲之妙”（《李紅亭詩序》）,“詩文自須學力,然用筆構思，全憑天分”（《詩話》卷十五），指出才能、天分是表現性情的必需條件。同時又說：“詩難其雅也，有學問而后雅，否則俚鄙率意也。”（《補遺》卷六）肯定詩歌創作需有學識。對于作品，他首先要求表現性情的真，認為“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則敷衍成文矣”（《補遺》卷六）。又要求有生氣，認為“筆性靈，則寫忠孝節義俱有生氣；筆性笨，雖詠閨房女兒，亦少風情”（《補遺》卷二），“人可以木，詩不可以木”（《補遺》卷五）。同時要求創新，贊賞姜夔所說“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詩話》卷四)。因而他認為“詩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語、荒唐語，亦復可愛”(《補遺》卷十)。從上述基本觀點出發，他把性靈即性情天分視為先天條件，把學識看作后天努力，認為“詩文之作意用筆,如美人之發膚巧笑,先天也；詩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后天也”（《補遺》卷六）。因此，他并不一概反對對詩歌形式的聲律藻飾、駢麗用典等講究,只要求從屬于表現性靈。總起來看,袁枚性靈說較明代公安派前進了一步，顯得全面完整，因而一般以為是明、清性靈說的主要代表者。袁枚墨跡

　　袁枚的文學思想的進步意義，不僅表現于詩論性靈說，也廣涉文論及文學發展、文體作用等各方面觀點。他對于清初盛行的漢學、宋學都不推崇，認為：“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玄虛；漢偏于形而下者，故箋注之說多附會”（《答惠定宇書》），他主張為文不應受“道統”的限制，應根據自己的“天性所長”，“從一面深造”。指出駢文、古文,各有所用：“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駢，文之道也。文章體制，如各朝衣冠，不妨互異，其狀貌之妍媸，固別有在也。”（《書茅氏八家文選》）他認為文章的發展都是“際其時也，氣運為之也”(《宋儒論》)，“唐宋之不能為漢秦，猶漢秦之不能為三代也”（《與孫□之秀才書》）,各有時代原因和自己特征。同樣,他認為詩歌和文章各有其用，詩言志抒情,文載道本德,因而文章要堅持雅正，主張復古，而“詩有工拙，而無今古”（《答沈大宗伯論詩書》），不主張復古而求創新，不受門戶拘束而要兼收眾長。可見袁枚文學思想具有發展觀點，并有區別地注意各種文學樣式的具體功能，因而對封建正統文學觀點及形式主義思潮有沖擊作用，在當時是進步的。但他的文論不如詩論的影響深廣。

　　著有《小倉山房集》80卷、《隨園詩話》16卷及《補遺》10卷，《子不語》24卷及續編10卷等。尺牘、說部等30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