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現代人多以為儒者便是埋頭故紙堆而手無縛雞力的書生，也不知何時，儒者還和"迂"、"呆"、"腐"、"酸"聯了姻，而這顯然與意識形態上象征武士精神的"勇"相去甚遠。其實不然。

　　我們通常所說的勇，大致上可分有三點來討論，而這三點主次問題，套用孟老夫子的一句話來說便是："勇德"為貴，"勇氣"次之，"勇力"為輕。

　　先說勇力。古代儒家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即所說"小學"學習內容。其中射便是指射箭技術，御則是駕車技能。射與御都是武略，用于戰場。可見，傳統意義上的儒者本身并不是只知讀書而文弱無力的書生，儒家創始人孔子身材魁梧，力能搏牛是一明證。

　　勇也絕不是單單憑借勇力，還要具有勇氣。先秦諸子中墨家很是特別，"墨子之門多勇士"（ 陸賈《新語·思務》）、"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說明了墨家學者的非凡勇氣。慶忌刺殺要離，專諸刺殺王僚，實際上都不是只靠勇立就足已成事的。但這只是勇的表現--有足夠的勇力、勇氣而已，還相當偏面。換句話說，有了勇力、勇氣，猶遠遠不能稱之為"勇"。

　　那么最主要的勇德是指什么？ 《說文》："勇，氣也。""勇"是在某種信念驅動下，所體現出的一種無所畏懼的行為及精神，真正的勇可冠之為"精神"二字。分析怎樣的勇才是勇德（也就是真正的勇），這一問題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有待詳敘。

　　首先，勇有等級之勇。

　　勇有大勇與小勇之分，大勇可以大到安天下，小勇則小到只能力敵一人而已。大勇與小勇，《孟子·梁惠王》篇中，"亞圣"孟子與齊宣王有段對話——宣王說："先生的話可真高深呀！不過，我有個毛病，就是逞強好勇。"孟子說："那就請大王不要好小勇。有的人動輒按劍瞪眼說：‘他怎么敢抵擋我呢？'這其實只是匹夫之勇，只能與個把人較量。大王請不要喜好這樣的匹夫之勇！《詩經》：‘文王義憤激昂，發令調兵遣將，把侵略莒國的敵軍阻擋，增添了周國的吉祥，不辜負天下百姓的期望。'這是周文王的勇。周文王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尚書》說：‘上天降生了老百姓，又替他們降生了君王，降生了師表，這些君王和師表的唯一責任，就是幫助上帝來愛護老百姓。所以，天下四方的有罪者和無罪者，都由我來負責，普天之下，何人敢超越上帝的意志呢？'所以，只要有一人在天下橫行霸道，周武王便感到羞恥。這是周武王的勇。周武王也是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如今大王如果也做到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那么，老百姓就會唯恐大王不喜好勇了啊。"

　　孟子對齊宣王的勸解之詞，已說明了大勇與小勇的區別。其實說開來，大勇不外是憑仁與知，小勇則憑借個人力氣。在某種程度，歷史上家喻戶曉的劉備、宋江可以說是屬于大勇，莽張飛、黑李逵只是小勇。

　　孔子曾評價子路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孔子門人中，子路應算是武功第一，但也是最好勇了。"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家語》），老師與自己無辜被人圍住，子路很是生氣，也自恃武功了得，便要和匡人拼命，孔子勸阻了子路，認為彼強我弱，讓子路稍安勿躁，并命之歌，自己相和，期以悲歌感之（事又見《琴操》）。孔子被圍于匡地，孔子與子路兩位便表現出大勇與小勇之間的區別。

　　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師荀卿，曾在其《荀子·榮辱》篇里提到了四種勇，"爭奪飲食，沒有廉恥，不知道是與非，不知逃避死傷的危險，不知道害怕眾人強大，貪婪地只是看到吃喝，這是狗與豬的勇敢；為了謀利，爭奪財物，沒有辭讓之心，果斷而狠毒，極端貪心而暴戾，貪婪地只是看到唯利是圖，這是商人與盜賊的勇敢；輕視生命而又暴虐，這是小人的勇敢；站在正義立場上，不為權勢嚇倒，不管有利與否，便是全國都反對他，也不改變原來想法雖然重視生命，但為了堅持維護正義決不屈從，這是士君子的勇敢。

　　顯而易見，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狗彘之勇"、"賈盜之勇"、"小人之勇"不但都是從自己的利害關系出發，并因此危及他人，這種勇必然是不足取的，更談不上勇德。再看不同于前三者的"士君子之勇"則不然，士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具有較強的道德觀，在《論語·為政》篇中有千古名句"見義不為，無勇也"，士君子的勇原本就不是為了己身、私利，而是為了正義，為了公利，這也便是勇德。

　　其次，勇發乎仁，適乎禮，止乎義。

　　仁，是貫穿孔學思想體系的基本觀念。勇原本與克己、愛人、惠、恕、孝、忠、信、讱、儉、無怨、直、剛、恭、 敬、寬、莊、敏、慎、遜、讓等一樣是一種美德，隸屬做為道德極則的"仁"統轄下。且孔子曾多次將勇和智提出來與仁相提并論，"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中庸》），"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同上），于中可見，對勇的推崇之意。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仁中一定已包含了勇，而勇未必便能做到了仁，當然，也不排除勇者也有仁的情況存在。勇與仁的關系很明顯，一如孝（或者其它眾仁德），仁一定已包含了孝，而孝未必便能做到了仁。而上面孔子對勇的肯定，是建立在勇屬于仁德之一的基礎上。見義勇為的人，首先是有了仁心，然后去做。

　　勇依于仁，而立于禮。"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按：子路問什么是完人。孔子說："像臧武仲那樣的智慧，孟公綽那樣的不貪心，卞莊子那樣的勇敢，冉求那樣的多才多藝，再用禮樂加以修飾，也就可以稱為完人了。"）照孔子的看法，完美的人必然也包含了勇，否則便不能稱為完美了。但是這時的勇還只是指有勇氣，單單只有勇氣還不足以成勇德，所以還要用禮樂加以修飾。禮作為標尺，來衡量勇。關于禮對眾德的節制，在《論語·泰伯》篇里還有提及，"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按：恭敬而不符合禮就會勞倦，謹慎而不符合禮就會畏縮，勇敢而不符合禮就會作亂，直率而不符合禮就會尖刻傷人。"）勇與恭、慎、直一樣，如果失去禮，那么無視國法則會叛亂，動輒較勁則惹出亂子，再如車匪路霸，殺人販毒，肆無忌憚，無惡不做，也是因為有勇氣啊，只是這不符合禮，是不對的。"勇而無禮則亂"在《論語》中曾兩次談到，徒有勇是不夠的，惟有遵循禮，然后勇才成為勇德！ 在《論語-先進》篇，孔子讓弟子談談各自的志向，子路說道，"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按："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夾在大國中間，外面受到軍事威脅，里面發生災害饑荒。讓我來治理它，等到三年，可以使老百姓勇敢而懂得禮。"）子路在"可使有勇"后加了個韻腳———"且知方也"，看來子路這里也已意識到單單使老百姓勇敢還是不夠的，還需要"知方"，"方"字可指"禮"，但可以說是指"義"。"義者，宜也"（《中庸》），此處姑不論是指禮還是義，歸根結底，勇都要合宜（符合義）。

　　勇本屬于仁德，仁行不合宜（義），就離開仁的本質。仁是義的主體，禮也是一樣，義是制約、調和仁與禮的客觀標準。"仁者，義之本也……為禮不本于義，猶耕而弗種也。"（《禮記·禮運》）。簡單來說，仁與禮都需要義來節制，勇發乎仁，適乎禮，而止乎義。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由于孔子深知子路勇有余，便回答說君子以義為上，這是"因材施教"，而不能說尚義而不尚勇。孔子又告訴他應該用義來約束勇。并談到勇如果沒有義來約束，則君子也罷，小人也罷，都有害無益。所以，我們一定要用義來約束自己，以免闖禍，諸如"一朝之忿，而忘其身及其親"（《忍經》），自身遭難不說，還累及父母家人。孟子所舉"今之不孝者有五"中所說"好勇斗狠，以危父母"（《孟子》）便是其中之一。 且不再提小人之勇的危害，上文業已詳敘。這里的君子之勇，已是勇德了，但不合于義也是會出亂子。是以一言一蔽之，勇惟義是從。

　　《論語·里仁》篇所謂"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因而，發乎仁，適乎禮，止乎義，不單單是勇的界定，應該說也是克己、愛人、惠、恕、孝、忠、信、讱、儉、無怨、直、剛、恭、 敬、寬、莊、敏、慎、遜、讓等等眾仁德的界定。

　　綜上所述，接上前話，我們不難發現，只是有勇力與勇氣，明顯不足以為勇的。勇的可取，正是因為勇是在仁愛信念的驅使下，所體現出的一種無所畏懼的行為及精神。勇本身所應具有的是仁愛這一道德思想，并符合仁愛的外在表現"禮"，再由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際關系中應當遵循之最高原則的"義"來加以節制，那么這勇便成為大勇，成為士君子之勇———也便是勇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