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公元前５９４年的一個清晨，古城雅典的中心廣場上聚集了成千上萬的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和新興的工商業(yè)奴隸主。興致勃勃的人們正急切地等待著一個重要時刻的到來：新上任的首席執(zhí)政官梭倫將在此宣布一項重要的法律。

　　只見梭倫在眾人的注視下大步登上講壇，環(huán)顧四周，徑直走到一個大林框前。此時，嘈雜的會場立時變得鴉雀無聲，人們凝神屏息，視線隨著梭倫不約而同地投向了那個大木框。梭倫用手一撥，將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轉過來，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條文便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梭倫高聲宣讀了這項旨在打擊沒落氏族貴族、促進奴隸制經(jīng)濟發(fā)展的法律“解負令”，由于欠債而賣身為奴的公民，一律釋放；所有債契全部廢除，被抵掉的土地歸還原主，因欠債而被賣到外邦作奴隸的公民，由城邦撥款贖回。并以洪亮的聲音莊嚴聲明；“此法律的有效期為一百年”。

　　頃刻間，掌聲雷動，歡聲四起，那些無力還債的農(nóng)民更是起勁地歡呼，整個雅典城被一片異常熱烈的氣氛所籠罩。在此之前，雅典農(nóng)民的境況是極其艱苦的，借了財主的債若還不清，財主就在借債者的土地上豎起債務碑石，借債者就會淪為“六一農(nóng)”，他們?yōu)樨斨髯龉ぃ�收成的六分之五給財主，自己只有六分之一。如果收成不夠繳納利息，財主便有權在一年后把欠債的農(nóng)民及其妻、子變賣為奴。

　　現(xiàn)在，財主再也不能這樣做了，廣大平民擺脫了淪為奴隸的厄運，那些因欠債而被賣到異邦的人也能回來了。正如梭倫在詩中所寫的，他拔掉了豎在被抵押的土地上的債權碑。梭倫自然因此受到了廣大平民的愛戴。梭倫（約公元前６３０—５６０年）是古希臘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詩人。他出身于貴族家庭，年輕時一面經(jīng)商，一面游歷，到過許多地方，漫游名勝古跡，考察社會風情，后被譽為古希臘“七賢”之一。梭倫在游歷中寫過許多詩篇，如“作惡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窮；但是，我們不愿把我們的道德和他們的財富交換，因為道德是永遠存在的，而財富每天都在更換主人。”我們不難從中看出他的詩人氣質(zhì)，雖以經(jīng)商為業(yè)，卻堅信道德勝于財富。他還在詩中譴責、抨擊貴族的貪婪、專橫和殘暴。

　　這些詩篇為他贏得了“雅典第一位詩人”的美譽。梭倫早期的游歷經(jīng)商生涯，不僅豐富了他的知識和經(jīng)驗，而且使他了解了下層平民的疾苦，從而拋棄了貴族的驕矜，對他一生的改革事業(yè)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公元前５世紀，雅典與鄰邦墨加拉為爭奪薩拉米斯島而發(fā)生戰(zhàn)爭。結果雅典失敗了，當局竟頒布了一條屈辱的法令；任何人都不得提議去爭奪薩拉米斯島，違者必處死刑。薩拉米斯島地處雅典的出海口，對海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梭倫從文獻資料、歷史傳統(tǒng)、風俗習慣等考證出薩拉米斯本應屬雅典所有，他對當局的這種懦弱行為深為不滿，為了喚醒雅典人的愛國熱情，同時避開不公正的法律的殘酷制裁，他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佯裝瘋癲。于是“瘋”了的梭倫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雅典的中心廣場上。只見他臉色蒼白，呼吸急促，雙手不住地擂打著自己的胸部，招來許多圍觀的百姓。這時，他就會對著人群大聲朗讀他的詩篇：“啊，我們的薩拉米斯，她是多么美麗，又多么使我們留戀，讓我們向薩拉米斯進軍，我們要為收復這座海島而戰(zhàn)，我們要雪洗雅典人身上的奇恥大辱……”在不明真相的人們的驚嘆、惋惜聲中，梭倫滔滔不絕地朗誦著，終于用激越的詩篇激起了雅典人的愛國熱情和民族尊嚴。禁令廢除，戰(zhàn)事再起。

　　公元前６００年左右，年約３０歲的梭倫被任命為指揮官，統(tǒng)帥部隊，一舉奪回了薩拉米斯島。赫赫軍功使梭倫聲望大增，成為雅典最負名氣和影響的人物，也為他日后實現(xiàn)改革弊政的宿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擔任首席執(zhí)政官后，他立即實施了一系列改革，頒布多項法令，向氏族貴族發(fā)動了猛烈的進攻。他按財產(chǎn)的多少將全體公民劃分為四個等級，不同等級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權利。誰的財產(chǎn)多，誰的等級就高，誰就享有高的政治權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擔任包括執(zhí)政官在內(nèi)的最高官職，第三等只能擔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不能擔任任何官職。這一制度并未實現(xiàn)公民之間的真正平等，但它意味著身為貴族，如果財產(chǎn)少，也享受不到過去那么多政治權利了，而新興的工商農(nóng)奴主可憑借自己的私有財產(chǎn)，躋身于城邦政權。這就打破了貴族依據(jù)世襲特權壟斷官職的局面，為非貴族出身的奴隸主開辟了取得政治權利的途徑。

　　當時，戰(zhàn)神山議事會是國家權力結構的中樞。貴族借助這個機構操縱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權。梭倫恢復了公民大會，使它成為最高權力機關，決定城邦大事，選舉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窮是富，都有權參加公民大會；設立了新的政府機關——４００人會議，類似公民會議的常設機構，由雅典的四個部落各選一百人組成，除第四等級外，其它各級公民都可當選；設立了陪審法庭，每個公民都可被選為陪審員，參與案件的審理，陪審法庭成為雅典的最高司法機關。這一切，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開辟了道路。在梭倫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嚴酷著稱、對偷竊水果、懶惰等過失都要判處死刑。人們指責它不是用墨水寫的，而是用血寫的，梭倫改革了這一酷刑。他還采取了許多鼓勵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發(fā)展的措施，如除自給有余的橄欖油外，禁止任何農(nóng)副產(chǎn)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須讓兒子學會一種手藝；獎勵有技術的重工業(yè)者移居雅典，給予其公民權；改革幣制；確定私有財產(chǎn)繼承自由的原則等。

　　梭倫制定的這一系列法律條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鑲在可轉動的長方形框子里，公諸于眾。梭倫首席執(zhí)政官任滿后，即放棄全部權利離開雅典去遠游了。據(jù)說他到過埃及、塞浦路斯、小亞細亞等地，一路上留下不少佳話和美談。晚年他退隱在家，從事研究和著述，死后骨灰撒在了他曾為之戰(zhàn)斗過的美麗的薩拉米斯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