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水歸陰，故潮信盈虛因月。

　　偏只到、涼秋半破，斗成雙絕。

　　有物指磨金鏡凈，何人拏攫銀河決？

　　想子胥今夜見嫦娥，沉冤雪。

　　光直下，蛟龍穴；聲直上，蟾蜍窟。

　　對望中天地，洞然如刷。

　　激氣已能驅粉黛，舉杯便可吞吳越。

　　待明朝說似與兒曹，心應折！

　　【鑒賞】：

　　史達祖本來是一位“婉約派”的詞人。前人之所以盛贊他，主要是因為他具有那種婉麗細膩的詞風。

　　其實，他的詞風并不局限于“婉約”一路。象這首詞，就抒發了他胸中不常被人看見的豪氣激情，在風格上也顯得沉郁頓挫、激昂慷慨，這就可以大大幫助我們加深對其人、其詞的全面了解

　　中秋海潮，是大自然的壯觀景象。早在北宋，蘇軾就寫過《八月十五看潮五絕》，其首絕曰：“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留向月中看”。南宋辛棄疾也寫過《摸魚兒。觀潮上葉丞相》等上乘之作。史達祖這首題為“中秋夜潮”的《滿江紅》，在某種程度上看，就正是繼承蘇、辛“豪放”詞風之作，它寫出了夜潮的浩蕩氣勢，寫出了皓潔的中秋月色，更借此而抒發了自己胸中的一股激情，令人讀后產生如聞錢塘潮聲擊蕩于耳的感覺。因為是寫“中秋夜潮”，所以全詞就緊扣海潮和明月來寫。開頭兩句“萬水歸陰，故潮信盈虛因月”，即分別交待了潮與月兩個方面，意謂：水歸屬于“陰”，而月為“太陰之精”，因此潮信的盈虛——潮漲潮落，皆與月亮的圓缺有關。這里所用的“歸”和“盈虛”兩組動詞，就為下文的描寫江潮夜漲，蓄貯了巨大的“勢能”。試想：大江東去，這其中本就蓄積了多少的“力量”。現今，在月球的引力下，它又要返身過來，提起它全身的氣力向錢塘江中撲涌而去，這更該何等壯觀驚險！故而在分頭交待過潮與月之后，接著就把它們合起來寫：“偏只到，涼秋半破，斗成雙絕”。意為只有逢到每年的中秋（即“涼秋半破”時），那十分的滿月與“連山噴雪”而來的“八月潮”（李白《橫江詞》：“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連山噴雪來”），才拼合（“斗成”：拼成）成了堪稱天地壯觀的“雙絕”奇景。它們“壯”在何處、“奇”在何處呢？以下兩句即分寫之：“有物揩磨金鏡凈”是寫月亮，它似經過什么人把它重加揩磨以后那樣，越發顯得明亮澄圓：“何人拏攫銀河決”是寫江潮，它就象銀河被人挖開了一個缺口那樣，奔騰而下。對于后者，我們不妨引一節南宋人周密描繪浙江（即錢塘江）潮的文字來與之參讀，以加強感性認識。《武林舊事》卷三《觀潮》條里寫道：“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為最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至于前者（中秋之月），則前人描寫多矣，無須贅引。總之，眼觀明月，耳聽江潮，此時此地，怎能不引起驚嘆亢奮之情？但由于觀潮者的身世際遇和具體心境不同，所以同是面對這天下“雙絕”，其聯想和感觸亦自不同。比如宋初的潘閬，他寫自己觀潮后的心情是“別來幾向夢中看，夢覺尚心寒”（《酒泉子》），主要言其驚心動魄之感；蘇軾則在觀潮之后，“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南歌子》），似乎悟得了人生如“潮中之沙”（“寓身化世一塵沙”）的哲理；而辛棄疾則說：“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馬素車東去。堪恨處，人道是、子胥冤憤終千古”（《摸魚兒》），在他看來，那滔天而來的白浪，正是伍子胥的幽靈駕著素車白馬而來！但是史達祖此詞，卻表達了另一種想象與心情：“想子胥今夜見嫦娥，沉冤雪。”這里的一個著眼點在于“雪”字：月光是雪白晶瑩的，白浪也是雪山似地噴涌而來，這豈不象征著伍子胥的“沉冤”已經洗雪干凈！——張孝祥《念奴嬌。過洞庭》寫時近中秋、月夜泛湖的情景道：“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又云：“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這實際是寫他“通體透明”、“肝膽冰雪”的高潔人品。史詞的“子胥見嫦娥”則意在借白浪皓月的景象來表達伍子胥那一片純潔無垢的心跡，也借此而為伍子胥一類忠君愛國而蒙受冤枉的豪杰平反昭雪。按嘉泰四年五月，韓侂胄在定議伐金之后上書寧宗，追封岳飛為“鄂王”；次年四月，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改謚“謬丑”。韓氏之所為，其主觀目的姑且不論，但在客觀上卻無疑大長了抗戰派的志氣，大滅了投降派的威風，為岳飛伸張了正義。史達祖身為韓侂胄的得力幕僚，他在詞里寫伍子胥的沉冤得以洗雪，恐即與此事有關。它使我們明白：史氏雖身為“堂吏”，胸中亦自有其政治上的是非愛憎，以及對于國事的關注之情。

　　下闋繼續緊扣江潮與明月來寫。“光直下，蛟龍穴”是寫月，兼顧海：月光普瀉，直照海底的蛟龍窟穴：“聲直上，蟾蜍窟”是寫潮，兼及月：潮聲直震蟾蜍藏身的月宮。兩個“直”字極有氣勢，極有力度，充分顯示了中秋夜月與中秋夜潮的偉觀奇景。“對望中天地，洞然如刷”，則合兩者寫之：天是潔凈的天，月光皓潔，“地”是潔凈的“地”，白浪噴雪；上下之間，一派“洞然如刷”，即張孝祥所謂“表里俱澄澈”的晶瑩世界。對此，詞人的心又一次為之而激動萬分、“激氣已能驅粉黛，舉杯便可吞吳越。待明朝說似與兒曹，心應折！”這前兩句，正好符合了現今所謂的“移情”之說。——按照這種“移情論”，在創作過程中，物我雙方是可以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比如，把“我”的情感移注到“物”中，就會出現象杜甫《春望》“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類的詩句；而“物”的形相、精神也同樣會影響到詩人的心態、心緒，如人見松而生高風亮節之感，見梅而生超塵脫俗之思，見菊而生傲霜斗寒之情。史詞明謂“激氣已能”、“舉杯便可”，這后兩個詞組就清楚地表達了他的這種激氣豪情，正是在“光直下”、“聲直上”的偉奇景色下誘發和激增起來的。——當然，這也與他本身含有這種激氣豪情的內在條件有關。在外物的感召之下，一腔激情直沖云宵，似乎能驅走月中的粉黛（美人）；這股激情又使他舉杯酌酒，似乎一口能吞下吳越兩國。這兩句自是“壯詞”。一則表現了此時此地作者心胸的開闊和心情的激昂；另一則——如果細加玩味的話，也不無包含有對于吳王夫差、越王勾踐這些或者昏庸、或者狡獪的君王，以及那當作“美人計”誘餌的西施的憎惡與譴責，因為正是他們共同謀殺了伍子胥！所以這兩句雖是寫自己的激氣與豪情，但仍是暗扣“月”（粉黛即月中仙女）、“潮”（吳越之爭釀出子胥作濤的故事）兩方面來展開詞情的，因此，并不能視為走題。末兩句則“總結”上文：若是明朝把我今夜觀潮所見之奇景與所生之豪情說與你輩（“兒曹”含有輕視之意）去聽，那不使你們為之心膽驚裂才怪呢！詞情至此，達到高潮，也同時戛然中止，令人如覺有激蕩難遏的宏響嗡嗡回旋于耳畔。